據湖北共青團官網8月12日消息，8月10日上午，團省委直屬機關警示教育大會舉行。大會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自我革命戰略思想和全麵從嚴治黨重要論述，認真學習貫徹省第十二次黨代會精神，貫徹落實全省領導幹部警示教育大會精神，安排部署2022年團省委直屬機關黨風廉政宣傳教育月工作。團省委書記周森鋒出席並講廉政黨課，省紀委監委派駐省總工會紀檢監察組組長許瑤到會指導並講話，團省委副書記徐本禹主持會議，團省委副書記林楨棟、方清忠出席。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第二，受佩洛西竄台嚴重影響，中方暫停中美雙邊氣候變化商談，由此造成的一切後果必須由美國承擔。作為負責任大國，中方將一如既往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和多邊合作。中國始終是全球氣候治理的行動派和實幹家。我們已經鄭重宣布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正努力構建和實施雙碳“1+N”政策體係，推進低碳發展和綠色轉型。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積極參與氣候變化主要渠道談判，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幫助，為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全球性挑戰作出自身貢獻。

　　事實是，此前也叫囂對上榜感到“光榮”的蘇貞昌，已經切實感覺到痛了。據台媒報道，自從蘇貞昌被列為“台獨”頑固分子之後，很多台商和金主都不敢再接聽蘇貞昌的電話了。此外，台媒稱2020年台灣上市上櫃公司在大陸有投資的共1199家，可能都不敢再以公司的名義捐款給“台獨”頑固分子，民進黨2020年收入中有1.45億元新台幣都來自於政治獻金，恐怕其中部分會因為清單而失去。不知這樣的“光榮”，林飛帆等人是否也求之不得？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衛生健康委副主任 崔燕：從伊犁州來說，伊犁州目前有定點的救治醫院三家，共有救治床位825張。另外還有6家方艙醫院，床位數是5200張。疫情發生以後，當地已經啟用了三家定點救治醫院和一家方艙醫院，選派了324名的醫護技術骨幹進駐到病區開展工作。同時自治區也從各地緊急調派了12支273人的醫療支援隊到一線參與救治工作。另外還準備了第二梯隊，4支113人隨時待命。目前當地有735名無症狀感染者在醫院接受醫學觀察，情況還是比較平穩的，現在已經有6名的無症狀感染者解除了醫學觀察。就目前情況而言，基本可以滿足我們現在的醫療救治需要。

　　作為基層醫療機構，更現實的參照係，或許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安寧療護服務。在這一體係內，患者前期病情穩定可居家護理，後期病情加重可收入社區病房，當出現社區不能控製的癌痛、嚴重感染等情況時再轉到三甲醫院治療。中國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曾報道過北京市西城區德勝社區的衛生服務中心，通過與大型三甲醫院疼痛科的遠程會診，他們能夠為患者定製一對一的鎮痛方案。7年時間裏，他們的團隊累計送走了近500位晚期癌症病患，90%以上患者安詳離世。

　　經曆了風風雨雨的香港，市民最切身的感受就是香港不能亂也亂不起，香港的發展不能再耽擱。香港的命運從來同祖國緊密相連，祖國永遠是香港最堅強的後盾，這已成為香港社會的集體共識。最新民調顯示出的香港民眾對國家和特區政府的好感度增加，就是這種共識的外化表現。如今的香港社會，擰成一股繩的“精氣神”又回來了，那些想要禍害香港的陰暗勢力，勢必會越來越難以找到立足之地，直至被完全驅逐幹淨。這個過程也許是漫長的，甚至可能還有曲折，但它的方向是無比確定的。

　　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強調，麵向下一個30年，雙方要總結有益經驗，把握好兩國關係發展大局。中方對韓政策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希望韓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應當堅持獨立自主，不受外界幹擾；應當堅持睦鄰友好，照顧彼此重大關切；應當堅持開放共贏，維護產供鏈穩定暢通；應當堅持平等尊重，互不幹涉內政；應當堅持多邊主義，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這五個“應當”，是兩國人民意願的最大公約數，也是時代潮流的必然要求。中方願同韓方一道，堅持雙方確定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定位，推動中韓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展。

　　“非常理解暫時未能返程遊客焦急等待的心情，我們感同身受，但由於受遊客目的地城市接納返程旅客政策等客觀條件限製，造成實際航班執飛數量和密度與滯留遊客預期還有差距。”三亞市政府副秘書長葉凱中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三亞在與相關城市和部門、機場、航司等進行有效溝通、密切協作，盡全力協調增加航班密度、推動開通更多城市包機航線，讓滯留三亞遊客早日返鄉。當前，三亞正在加大運力調配，按區域、目的地機場、分階段，加大航班安排力度，確保更大流量遊客有序返程。他透露，該市正在積極協調轉運目的地城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妥善做好返程遊客的接收工作。

　　對於“芯片法案”中的相關內容，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10日發文表示反對。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認為，法案中的條款歧視性對待部分外國企業，凸顯美意在動用政府力量強行改變半導體領域的國際分工格局，損害了包括中美企業在內的世界各國企業的利益。一方麵，這是典型的專向性產業補貼，不符合世貿組織的非歧視原則；另一方麵，法案將部分國家確定為重點針對和打擊目標，導致企業被迫調整全球發展戰略和布局。尤其是法案對“任何受關注的國家”界定寬泛，無限擴大了執法的自由裁量權，具有典型的泛政治化色彩，各國企業經營活動麵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